3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2月国民经济数据,如同一幅“开局图”在世人面前徐徐展开。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进出口总额猛增18.3%,高技术制造业增速高达13.1%——一系列“飘红”的数据,在乍暖还寒的初春,传递出“起步有力”的明确信号。
但数字之下,暗流涌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的增速,与高达20.2%的房地产销售额降幅,形成了刺眼的“温差”;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仅微升至53.2%,透露出微观主体尚未完全舒展的信心。
观察家迅速给出了他们的“判断”。彭博社称之为“不均衡的复苏”,并特别指出了“房地产的持续低迷仍在拖累内需”;《华尔街日报》则关注到出口的强劲反弹,部分归因于“全球电子周期回暖和‘一带一路’贸易韧性的双重驱动”;路透社认为,《中国数据展现“K型”分野:新旧增长引擎冷热不均》。
当然这些外部的声音,属于是姑且听之。因为经济的复杂程度,从任何角度来观察,都只是管中窥豹。从太史公笔下的“平准均输”,到《国富论》中“看不见的手”,再到《资本论》对生产方式的深刻剖析,任何经济数据的表象,其实都是历史逻辑、地缘棋局、制度演进与人望共同编织的复杂织物。
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这份“开局图”,揭示的“三喜”与“三忧”,在历史的纵深与全球的棋盘上,探寻资产未来流向的蛛丝马迹。
喜之一,在于“外需”这架传统引擎,迸发出了超出预期的强劲推力。1-2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3%,其中出口增长19.2%,机电产品出口增速更高达24.3%。
外因在其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高盛在研报指出,全球半导体销售周期已进入明确的复苏通道,叠加人工智能硬件投资热潮,正带动中国相关产业链出口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
同时,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增长20.0%,表明经过十余年耕耘,这条横跨大陆的贸易动脉,其抗风险与促增长的能力正在显现。
正如《管子·国蓄》所言:“聚者有市,无市乏。” 外部市场的聚拢与开拓,是化解内部生产过剩压力的古老法门,在今日全球化承压的背景下,尤显珍贵。
喜之二,在于政策“有形之手”的精准发力,正在基建领域快速形成实物工作量。1-2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1.4%,成为固投“由降转增”的核心支撑。摩根士丹利分析认为,专项债的提前发力与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加码,是其中的主要驱动力。
这不仅是简单的逆周期调节,更是对未来发展空间的战略性“塑形”。从“十四五”规划的重大项目到“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资如同为经济肌体构建更坚固的骨骼与更通达的血管,其效益将在未来数年逐步释放。
《易经》有云:“君子以作事谋始。” 开局之年的定向投资,正是谋定后动的关键落子,旨在为更长远的“势”打下基础。
喜之三,也是最具深远意义的,在于“新质生产力”已从概念化为可观的经济增量。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1%,3D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增速均超过30%,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速高达20.2%。这标志着增长动能的“换轨”正在加速。
它不是旧有模式的简单扩张,而是“创造性破坏”的真实上演。正如熊彼特所言,创新的本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将从未有过的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进行“新组合”。如今,在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我们正目睹一场大规模的“新组合”实验。
对应十九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当电力、内燃机、新化学技术取代蒸汽机成为主导,不仅催生了通用电气、西门子等新巨头,更彻底重塑了全球产业与权力格局。
2月PMI为49.0%(仍在荣枯线下),但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2%
忧之一,在于“内需”这台最大发动机,启动仍显乏力,呈现“政策性热、内生性冷”的特征。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仅为2.8%,尽管较去年末回升,但考虑到春节因素的强力拉动,这一增速仍低于市场普遍预期。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扣除餐饮(受节日提振明显)和部分升级类商品,大众消费品零售的普遍回暖并不显著。
这背后是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内伤”与收入预期偏弱的双重制约。瑞银的消费者调查显示,尽管通胀温和,但中国家庭对未来收入的信心指数仍处于复苏初期水平,预防性储蓄意愿居高不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的“剪刀差”、教育医疗住房的“三座大山”预期压力,仍然起着抑制效果。
历史总是押着相似的韵脚。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企业与家庭部门长达十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其核心特征就是即便利率降至零,主体仍优先修复资产负债表而非借贷消费投资,导致总需求长期萎靡。当下中国虽远未至此境地,但其警示意义在于:修复微观主体的信心与资产负债表,其复杂性与耗时性远超宏观政策调控。
忧之二,在于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出清”过程依然漫长且痛苦,对地方财政、金融稳定和居民财富预期的“负外部性”持续扩散。1-2月,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1.1%,新房销售额下降20.2%。这不仅是行业的调整,更通过土地财政链条、上下游产业链条、抵押品价值链条,深刻且全面地影响着宏观经济。
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正从“周期性下滑”转变为“结构性下行”,其长期影响是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在速率,并重塑国民财富的分布结构。当旧模式积重难返,而新模式(保障性住房、“平急两用”、城市更新)的投资规模与市场化盈利能力尚无法完全对冲时,这个“转换阵痛期”的时长与烈度,就成为最大的不确定性。
忧之三,在于企业部门特别是民营企业的信心“温差”犹存。虽然私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7.4%,显示活力,但1-2月民间投资同比仍下降2.6%。这表明,面对未来,民企“敢投”的勇气与“可投”的清晰方向之间,仍存在鸿沟。
2月制造业PMI为49.0%,连续数月处于收缩区间,尽管预期指数回升,但现实与预期之间的“剪刀差”,恰是信心脆弱性的体现。这部分是源于对逆全球化趋势的担忧,源于对国内政策可持续性的观察,也源于对“新质生产力”巨大机遇下自身能力与资源的焦虑。
市场出清需求 vs. 金融系统稳定;新模式建设速度 vs. 旧模式下滑速度
长期预期不稳 vs. 短期政策利好;高回报领域门槛高 vs. 传统领域回报率走低
面对“三喜三忧”交织的复杂图景,孤立地看任何一个指标都会失之偏颇,必须以系统论和矛盾论的视角,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系统转型进程中来审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精辟论述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辩证统一:“生产创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
当下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恰恰体现为“新质生产力”引领的“生产”环节的快速升级,与“分配”、“消费”环节的调整滞后之间的不匹配、不协调。
具体而言,高新技术制造业的蓬勃发展(生产),尚未能充分转化为更广泛的居民收入增长和财富效应(分配),从而强力拉动大众消费升级(消费)。同时,房地产的下行(一个重要的旧“交换”与财富储存环节的收缩),在资产负债表这个层面加剧了消费倾向的收缩。这就是为什么出口和基建投资(政策直接驱动的“交换”环节),必须暂时扮演更重要的需求拉动角色的原因。
而从政治经济学原理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无限潜力与推进速度,与社会总需求(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管理、社会财富分配结构调整的复杂性与渐进性之间的矛盾。
第一,“立新”与“破旧”的节奏与平衡艺术。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立新”,化解房地产等领域风险是“破旧”。两者必须协同,尽量消弭“旧已破而新未立”的增长真空,当然这个部分,在这两年已经有了明显改善。
第二,“内循环”的堵点疏通。核心在于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网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以更大的力度实质性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形成从“新生产”到“新消费”的闭环。
第三,“外循环”的格局重塑。在“脱钩断链”甚至热战频发的地缘背景下,如何依托“一带一路”、RCEP等平台,进一步提升中国产业链在全球新格局中的不可替代性,为“新质生产力”赢得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技术迭代时间。
《易经·系辞》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当前的“三喜三忧”,正是“穷”与“变”交织的状态。“喜”是“变”的生机显现,“忧”是“穷”的压力倒逼。系统的演进方向,取决于我们能否抓住主要矛盾,实现关键环节的“通”。
站在丙午马年的开端,眺望未来数年的地缘、经济与社会资产图谱,我们可以得出几点阶段性的结论:
第一,关于资产属性。在“立新”与科技突围的大背景下,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宏大愿景,代表“新质生产力”方向的权益类资产(如高端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商业航天等领域的核心企业股权),其长期成长性必将显著优于大部分传统固定资产。房地产的金融属性将持续褪去,逐步回归居住和民生属性,其作为“稳增长”工具的角色将让位于“新基建”和科技投资。
第二,关于企业出海。全球化并未终结,而是在重组。未来的资产布局必须具有鲜明的“双循环”视野。一方面,深耕内循环中受益于技术自主、产业链安全、消费升级的优质标的;另一方面,积极布局在“一带一路”、全球南南合作中能建立不可撼动的渠道、品牌和技术优势的出海力量。资产的“地理身份”将变得模糊,而“产业链身份”和“技术身份”将愈发清晰。
其三,关于资产形态。在预期的波动与转型的阵痛中,安全性与流动性将获得更高的溢价。这不仅指传统意义上的现金或国债,更指那些业务模式具有韧性、现金流健康、能够穿越周期的资产。同时,面向AI时代的新质人力资本——即个体适应新技术、驾驭新工具的能力,将成为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硬资产”。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当下的中国经济,正处在这个“二”(新旧动能)生“三”(新平衡、新模式)的关键节点。数据的“喜”与“忧”,不过是这个宏大进程中不同侧面的镜像反映。
历史的褶皱深处,从不缺乏困难,但也永远蕴藏着转折的契机。对于投资者而言,深刻的认知不在于预测每一个波动,而在于理解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叙事,并让自己的资产配置,与时代前进的确定性方向同频共振。
这或许就是我们在纷繁数据与喧嚣杂音中,所能把握的,最坚实的“冲气以为和”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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