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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劳动人事合规指南140问(六、薪酬与福利)
发布时间:2026-04-04
 为系统性地梳理企业用工风险,构建坚实的合规防火墙,我们收集并整理了《企业劳动人事合规140问》 系列,以【问答】形式直击企业从“入职”到“离职”全流程中最常见、最棘手的140个合规难题,并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引与风险提示。  概述薪酬与福利是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员工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本章节,我们将从员工的工资、奖金、社会保险以及员工可能获得的其他福利等实务问题入手,介绍

  为系统性地梳理企业用工风险,构建坚实的合规防火墙,我们收集并整理了《企业劳动人事合规140问》 系列,以【问答】形式直击企业从“入职”到“离职”全流程中最常见、最棘手的140个合规难题,并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引与风险提示。

  概述薪酬与福利是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员工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本章节,我们将从员工的工资、奖金、社会保险以及员工可能获得的其他福利等实务问题入手,介绍用人单位在薪酬与福利方面可能遇到的实务疑难问题,以供参考。

  劳动报酬为劳动合同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原则上用人单位调整员工的劳动报酬需要获得员工的同意,并签署书面变更劳动合同协意,明确调整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有权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法定的民主程序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水平。因此,实践中不少用人单位会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或者在员工手册等规章制度中规定用人单位有权单方调解。但是,在未获得员工同意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据该等约定/规定单方调解能否获得裁审机关的支持,通常取决于调解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实践中,合理性判断的考量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调解的必要性、目的正当性、调解行为是否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等。

  若用人单位单方调解的决定执行超过一个月但员工未提出异议,不少用人单位可能会误认为员工默示同意调解。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观点,该情形应当视为员工对调解保持消极沉默,而该种沉默并不构成员工的消极意思表示,不能视为用人单位与员工就调解已协商一致。此时,员工仍可向用人单位请求补足劳动报酬差额,用人单位不予补足的,员工可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者直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金。

  关于员工加班费的计算基数,国家法律法规并未做出明确规定。实践中,若用人单位与员工约定了加班费的计算基数且该等约定合理的,一般会遵从双方的约定;若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各地也规定了不同的计算基数标准。具体来看:

  ·北京:以实际发放的工资标准为基数,包括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具有“员工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报酬”性质的当月奖金等,但不包括前月的加班费、伙食补助等;

  ·上海:以员工正常出勤月的工资(不包括加班费)的70%为基数,不包括年终奖、上下班交通补贴、工作餐补贴、高温津贴等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江苏:以员工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为基数,实际工作时间不满十二个月的按照实际月平均工资计算,不包括用人单位可自行决定给付的福利以及非工资性补贴;

  ·广州/深圳:以员工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为基数,用人单位与员工约定奖金、津贴、补贴等不包括在基数范围内的,从其约定。

  此外,各地也基本都规定加班费的计算基数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因此,用人单位在实际计算员工的加班费时,应核实当地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实践的最新情况,并遵照执行。

  我国的特殊工时制度主要包括不定时工时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制。实行特殊工时制的员工在工作日、双休日或者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并非全都能获得相应的加班费。

  ·不定时工时制:对于实行不定时工时制的员工,因其不按固定工作时间计算工时,用人单位无需支付其正常工作日的加班费以及双休日的加班费。但对于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费,各地存在不同做法。例如,在北京地区,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员工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无权获得加班费;但在上海和深圳地区,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员工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有权获得加班费(日工资的300%);

  ·综合计算工时制:如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在用人单位得到审批的计算周期内,员工经综合计算的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的部分,应视为加班,用人单位需支付加班费(日工资的150%);此外,员工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按不低于日工资的300%支付加班费。

  关于实行综合工时制的员工在离职时其综合计算周期未满,用人单位应如何支付加班费,各地存在不同的做法。例如,在北京地区,对于员工实际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部分,用人单位应按照不低于日工资的200%的标准支付加班费。具体可参考第26问的解答。

  综上,对于实行特殊工时制的员工,用人单位在日常用工管理过程中需遵照当地不同工时制的加班费支付规则执行,并注意保留员工加班的相应证据。

  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员工的病假工资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在地方层面,大多数地区与国家规定保持一致,如北京、广州、浙江、江苏等地,仅规定了病假工资的“底线”,没有明确规定病假工资的计算基数和标准。不过,也有少数地区在遵循上述“底线”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了特别规定,例如:

  ·在上海,员工的病假工资(疾病休假工资/疾病救济费)为员工的本人工资乘以确定的比例。其中,“本人工资”为员工所在岗位相对应的正常出勤月工资,不包括年终奖、上下班交通补贴、工作餐补贴、住房补贴、中夜班津贴、夏季高温津贴、加班工资等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比例”则根据员工的病假时间是否超过6个月,以及员工的连续工龄来确定;

  ·在深圳,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的病假工资不得低于员工本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60%。

  综上,在确定员工的病假工资的计发标准时,用人单位应当提前核实当地的相关政策及司法实践情况,并按照规定如实发放。否则,用人单位存在被认定为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风险,员工有可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金。不过,在上海,因客观原因导致员工和用人单位双方对病假工资的基数、计算年限、医疗期期限等存在不同理解,进而造成用人单位未能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将不作为员工合法解除劳动合同并获得经济补偿的依据。

  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非因员工的原因,用人单位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员工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用人单位可根据员工提供的劳动,按双方新的约定支付工资,但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鉴于司法观点的不统一,实践中用人单位应当基于其所在地区届时有效的司法实践观点,从对员工影响的角度考虑,决定如何执行“一个工资支付周期”。

  此外,当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时间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之后,对于提供了劳动的员工,可以重新约定工资标准,但新的工资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但对于没有安排工作的员工,用人单位可以支付其生活费。至于生活费的支付标准,大部分地区要求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如北京)或80%(如江苏、广州、深圳);但是,上海地区的司法实践通常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当地最低工资的标准支付生活费。

  年终奖作为用人单位提供的奖金福利,我国并不强制性要求用人单位予以发放。实践中,用人单位多是通过劳动合同或者内部规章制度约定年终奖发放与否、发放标准、发放形式等问题。因此,不少用人单位会在劳动合同或者内部规章中约定,若年终奖发放时员工已经离职则无权享受该待遇。但是,即便有该等约定,员工在年终奖发放前离职是否有权获得当年的年终奖金,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用人单位与员工的约定属于用人单位免除自身法定责任,排除员工权利的约定,应属无效;

  ·观点二:年终奖的发放属于用人单位经营自主权的范畴,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等约定应属有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183号指导案例,对于离职员工的年终奖发放需结合员工的离职原因、离职时间、工作表现以及对用人单位的贡献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因此,用人单位可以依据公平原则,在规章制度中基于不同离职理由将能否获得年终奖的情形进行区分和细化,例如员工主动辞职或者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解除劳动关系的,无权获得年终奖等。若用人单位将年终奖与员工的绩效考核表现挂钩的,应明确设置年终奖的发放条件和标准,避免将员工是否在职作为是否能够获得年终奖的唯一要件,并在绩效考核结束后留存证明员工绩效表现的相关证据。

  用人单位在经营困难的情况下,为了节省支出,可能会选择不予发放年终奖。在司法实践中,该做法是否能得到裁判机关的支持,主要取决于用人单位在与员工的劳动合同中是否有明确的约定或者在规章制度中是否有明确的规定。

  ·场景一:若明确约定或规定年终奖的发放与用人单位经营状况相挂钩,则用人单位有权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决定是否发放年终奖以及发放的金额。若用人单位能够举证证明其存在经营困难,通常其不予发放年终奖将被视为具有合理性;

  ·场景二:若明确约定或规定要发年终奖,但未约定年终奖的发放与用人单位经营状况相挂钩,则用人单位关于“经营困难”的抗辩通常难获支持。在此情况下,即便用人单位确实存在经营困难,可能仍旧需要按照约定或规定足额或按一定比例折算发放年终奖。

  如果用人单位希望对年终奖的发放保持灵活性,在经营困难时不发放年终奖,可在劳动合同或者规章制度中明确将年终奖发放与用人单位的经营状况相挂钩,并且明确约定用人单位有权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少发或不发年终奖。

  在实践中,不少用人单位未就年终奖的发放条件及标准进行明确规定或者未与员工就此达成明确约定。在此情况下,员工能否依据用人单位以往发放年终奖的惯例主张当年的年终奖,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双方劳动合同、规章制度并未专门约定或规定年终奖的发放条件及标准等,用人单位根据多方因素发放年终奖,系其行使经营自主权的表现,用人单位有权依据自身经营情况及员工表现决定是否发放年终奖。即便存在发放年终奖的惯例,也无法强令用人单位发放年终奖;

  ·观点二:尽管用人单位对年终奖的发放享有经营自主权,但其自主管理应当给予员工一定的合理预期。如果用人单位无法证明员工不符合年终奖的发放条件,则应依据公平原则,结合员工的工作情况、年终奖发放的惯例情况以及其他员工诉争年度的年终奖获得情况,酌定用人单位向员工支付合理的年终奖金额。

  鉴于目前司法实践观点不统一,用人单位可就年终奖的发放条件和标准与员工进行明确约定,或者在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过往发放奖金不代表未来仍会发放,避免形成惯例,丧失对年终奖发放的管理控制权;若确无该等约定或规定,用人单位应注意留存员工在年终奖诉争年度的工作时长、工作表现、绩效考核、其他员工的奖金获得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避免承担因举证不充分造成的不利后果。

  根据《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外籍员工在中国境内就业,用人单位有法定义务自办理《就业许可证》之日起30日内为外籍员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外籍员工的缴费比例和缴费基数与中国员工的标准和要求相同。近年来,司法实践对于用人单位履行为外籍员工参保义务的管理也在逐渐“趋严”。实践中,若产生相关争议,用人单位被社保部门责令补缴社保的,一般应当补缴至该外籍员工的实际入职时间,但补缴的最长期限取决于当地的规定。

  不过,并非所有在我国境内就业的外籍员工,用人单位都要为其缴纳五险。若满足两国签订的双边社保互免协定中约定的条件,部分险种的缴纳义务可予以免除。自2002年我国与德国签订首份社会保险协定以来,截止目前,我国已经与11个国家签订了社会保险协定,包括德国、韩国、丹麦、芬兰、加拿大、瑞士、荷兰、西班牙、卢森堡、日本、塞尔维亚(具体内容可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查看)。根据协定内容,中方用人单位可以免缴的险种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前提是该员工已在国外缴纳相对应或相类似的险种,并需提供相关参保证明。

  社会保险是国家强制施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为用人单位和员工的法定义务,属于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和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员工与用人单位约定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将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

  此外,若员工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之后,用人单位确实没有为其缴纳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用人单位除应补缴社保外,还应自欠缴社保之日起,按日缴纳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但相关滞纳金是否完全由用人单位承担,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不论未缴纳社保费是何原因,只要用人单位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的,由此产生的法律风险(即滞纳金)应全部由用人单位承担;

  ·观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系因用人单位原因未缴纳社保而产生滞纳金。如果因员工自愿放弃缴纳而产生滞纳金的,员工本人对于滞纳金的产生同样存在过错,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原则,按照双方的过错程度确定一定比例,由用人单位和员工共同承担滞纳金。

  因此,若员工提出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用人单位应当明确拒绝并按照法律规定为其正常缴纳社会保险。

  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员工为了增加现金收入,会选择自愿放弃用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以换取相应现金补贴,或者部分用人单位为了规避扣缴义务,与员工约定以现金补贴取代社会保险缴费。但是,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与员工双方的法定义务,不能以任何形式予以规避,用人单位与员工的该等约定将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因此,若用人单位事后履行了补缴义务,员工应当返还用人单位已支付的社会保险现金补贴。此外,建议用人单位留存好相关证据材料,证明其已支付社会保险补贴的金额,以及该等现金补贴与社会保险直接相关。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历史原因或出于控制人力成本考虑或基于员工本人要求,不少用人单位选择通过第三方或者关联公司在异地为员工缴纳社保。但是,随着“社保三统一”政策的落地,该种安排会给用人单位带来法律风险。

  ·跨省市代缴社保:司法实践倾向于认为,不论是委托第三方公司或关联公司(如集团下属单位)为员工异地缴纳,也不论是否取得员工的同意,用人单位可能需要额外承担在其所在地补缴社保的成本、滞纳金以及罚款等;

  ·同市跨区代缴社保:随着社保监管的不断细化,该等操作在部分地区同样面临着社保稽核和退补风险。例如,北京部分区级社保经办机构认为,在北京进行跨区代缴社保属于违规操作,社保经办机构会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保,并将社保关系转回劳动关系所在区。

  此外,在异地代缴社保的情形下,若员工遭遇工伤并主张工伤保险待遇,社保经办部门可能会因此拒赔或赔付金额偏低,此时用人单位将进一步面临全额赔付或补足差额的风险。因此,用人单位应当在其所在地依法缴纳社保。

  在司法实践中,用人单位因种种原因,可能存在未按时、足额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根据我国劳动法律的规定,员工有权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保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若员工要求补缴社保的时间范围已经超过两年的行政违法查处时效,是否意味着用人单位无需再为员工补缴社保,也即用人单位最多只需补缴两年的社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并未对征缴社会保险费设定任何时效,即便用人单位未缴社保的违法行为超过了行政处罚的追溯时效,但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责任并不会因此而相应免除,用人单位补缴社保一般应追溯至未缴行为开始之日。严格意义上来看,员工的补缴要求并不受到两年行政违法查处时效的限制。例如,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区的司法实践观点为,员工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保并不仅属于劳动监察部门受理行政违法举报的事由,在员工向社保征缴部门投诉时,不应受到两年行政处罚时效的限制。但是,实践中部分地区(如深圳地区)可能仍然存在对于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保超期两年则不再查处,或出现用人单位同意补缴但社保中心无法操作的情形。

  因此,用人单位应当在明确相关风险之后,积极与当地社保部门进行沟通,在明确当地的实操政策的前提下进行相应社保缴纳和补缴的安排。

  为避免经营风险,用人单位往往在交易方向用人单位支付回款之后,才向员工发放相应的提成款。对于该种安排,若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或者在规章制度中规定,销售回款为支付提成的前提条件,该种约定或规定通常会被认定为有效;但若双方没有相关约定或规定,用人单位直接以未收到销售回款为由拒绝支付销售提成,可能难以获得裁审机关的支持。

  但是,即便双方有约定或者在规章制度中有规定,若员工的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之时或之后,用人单位仍未收到该等回款,此时双方就销售提成的支付容易产生争议。在司法实践中,用人单位能否以“回款不到位”为由拒付销售提成,主要取决于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是否合法:

  ·违法解除:因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导致销售人员无法正常提供后续劳动以促使回款条件实现,且劳动合同解除后销售人员得知回款情况的机会和能力亦明显降低。基于上述理由,回款条件可能会被视为已经成就,用人单位需要依约支付提成款。对于提成金额,考虑到销售人员未完成的工作内容可能被用人单位的其他员工所接替,可综合考虑付款进程、销售人员的贡献程度等因素酌定提成金额;

  ·合法解除/合法终止/主动辞职:若双方约定/规定的诉争销售提成的回款条件尚未满足,通常不予支持销售人员的提成支付请求。

  综上,用人单位可将“销售回款达标”明确为销售提成的发放前提,并且基于不同的离职理由以及离职工作交接情况,对销售提成的发放进行区分和细化。在日常用工管理中,用人单位也应及时留存交易进程、交易贡献、回款进度等相关证明材料。

  “递延绩效薪酬”系指用人单位与员工约定将绩效薪酬在未来一定期限内按比例分批发放,以实现激励员工长期服务、降低经营风险的目的。司法实践中,不少用人单位会以递延绩效薪酬的发放属于用人单位经营自主权为由,主张离职的员工不符合双方约定的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规定的递延绩效薪酬发放条件。对于该等主张,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

  ·观点一:递延绩效薪酬属于员工的劳动报酬。根据劳动法律规定,员工获取劳动报酬权是其法定权利之一;即便员工在递延期限届满前离职,其仍有权获得劳动报酬;

  ·观点二:若员工的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日期接近递延绩效薪酬的结算日期,可基于公平原则,结合员工是否在劳动合同期限内正常提供劳动等因素来综合认定是否应当发放;

  ·观点三:递延绩效薪酬与员工的合规风险事件挂钩,其发放不仅有时间要求,而且附有条件,即若递延期间未发生合规风险事件导致用人单位出现损失的情况,用人单位应予发放。

  为了降低递延薪酬制度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用人单位应在劳动合同或者内部规章制度中明确该等递延绩效薪酬属于固定薪酬之外的额外激励,并且考虑以书面形式明确递延绩效薪酬发放的具体成就条件和阻却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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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个数字,大家感受一下——2010.8万台。这是2025年全年中国二手车的累计交易量。同比增长2.5%,交易金额直逼1.3万亿元。搁五年前,谁敢想这个数?可它就这么真真切切地发生了。我们今天不聊别的,就聊聊这个万亿市场里,谁才是真正的"扛把子"。